申纪兰历任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主任、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全国妇联第二至四届执委。1951年协助李顺达创办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带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1952年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经三十年努力，使西沟村成为山西省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的典型。1953年参加丹麦哥本哈根世界妇女代表大会。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79年、1989年两次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7年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申纪兰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在周恩来总理家中作过客，和邓小平一起照过相，江泽民同志称她是“凤毛麟角”。胡锦涛、李鹏、朱镕基、薄一波还亲自到西沟村看望过她。申纪兰还代表中国妇女参加了1953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访问过前苏联首都莫斯科，前波兰首都华沙和前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受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中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二、光环下的平静

申纪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仍健在并活跃于政坛的最老资格的农业劳动模范，又是至今唯一从一届连任至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不愧为共和国成长的历史见证人。

申纪兰的家坐落在太行山脉的西沟村。这里山是石头山，沟是石头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申纪兰带着“娘子军”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才回家，经过多年的努力，光秃秃的荒山终于披上了绿装。

1950年，申纪兰联络了十多个要好的姐妹加入互助组，后来，她又与著名劳模李顺达携手创办了闻名全国的“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并被大伙推选为副社长，从此，申纪兰的事迹逐渐传遍了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大潮，申纪兰带头在西沟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村经济总收入、粮食产量、人均收入均有大幅度提高。

1953年是申纪兰风光的一年。这一年年初，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同年4月，申纪兰还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5月19日，申纪兰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她与时为全国妇联执委的雷洁琼教授结为知己，并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姐妹情。在1997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看见申纪兰后，热情握手说：“纪兰妹妹，你还记得咱俩在哥本哈根换鞋穿的事吗？”朱总理称赞她不谋私利，走进申纪兰的家，人们都会在那满墙挂着的照片前流连片刻，这些照片几乎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历史，群众所熟悉的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在其间，与这辉煌的经历形成极大反差的是，这位老劳模的家实在太简陋了，屋内装饰既少又旧，甚至还不如普通农家。　

1973年，申纪兰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总觉得这不合适，不愿去。她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机关工作的经验，让自己当省妇联主任不如让别人当更合适。”她如实地向组织上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她上任后却不要级别，不要工资，不转户口，不要专车，还在西沟村参加劳动……不久，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最终还是辞去了这个正厅级职务。　

1983年，组织上把申纪兰列入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候选人，她还是一再申明自己不合适，说：“我识字不多，当好代表就行了。”最后她当选了。市里要给她转户口、定级别、配专车，她又全部推辞了。她说：“我的户口在西沟，级别在农村，能走能动，要那些用处不大。”如今，她已是连续四届当选为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这些年来，申纪兰多次外出联系业务，坐的是公共汽车，住的是价格低的旅馆，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为了给村里出差办事，她每年的车费、住宿费少说也要花上好几百元，但她从未在村里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反而把国家每月发给她的生活补贴也“赔”进去了不少。有人说，你这是办公事，该报销就报了吧。她执意不肯，说：“国家每月给我150元的补贴，这就都有了。”

1954年，申纪兰以一个农民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年她25岁。在这次会议上，她感到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因为他是大救星。为了表达这一神圣的愿望，每天晚上她都要认真练习画圈圈，她决心一定要在毛泽东的名字下，把圈画得大大的，圆圆的。申纪兰经历了50多年的风风雨雨，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十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人。这也许是因为她淡泊名利，心里装着国家、装着群众、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农民女儿的朴素本色的缘故。

三、感动中国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大地震给当地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情牵动着全国唯一的一至十一届人大代表申纪兰的心，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老劳模慷慨解囊，把自己积攒的1万元钱捐给了灾区人民。

2009年9月14日，她作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全体常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81岁的人大代表申纪兰，是中国唯一一位连任60年的人大代表，她自豪的说：自己60年来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之后受采访时回应：不拥护就不投票）

四、人物特写

1、特殊的西沟村

鉴于太行山特殊的沟壑地貌，这个拥有600多户2000多人的村庄，自然生产小组曾散布于各个山沟， 经过若干次合并，主村沙地栈逐渐发展成乡镇的中心。

与其说是村庄，不如说这里更像一个观光地。山坡下是花坛绿地的村中公园，山坡上依山势搭建了纳凉亭和座椅，还有大幅的山体壁画和一面白色的九龙壁。比乡政府还要醒目的建筑，是“西沟展览馆”。这个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2000年重修扩建过一次，从“劳动起家”的牌匾下，沿石阶直上约3层楼的距离，才能到达展厅大门。门口的半身塑像是李顺达，两层展厅中，大幅照片和文字，记叙了以李顺达和申纪兰为荣的西沟历史。

这里的山绿得格外不同。石头垒起来的育苗坑，每个都像花瓣状，密布山体，树苗就在这些人工挖筑的土坑里，一点点伸展出枝干和叶子。那些已经染绿的山头，都是漫长时光的见证。西沟人管这叫“鱼鳞坑”，这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林业部专家郝景盛带来的植树方法，将镰刀挖坑直播改成刨鱼鳞坑栽种，在严苛的自然条件下，居然成功了。种树绝对是西沟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数十年下来，把荒山荒滩治理成1万多亩的苍翠，西沟村赢得了最直观的荣耀。

西沟村的符号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图上唯一被标识出来的行政村。严格说，西沟村的名声从1943年李顺达的互助组开始。这是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响应了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这个由河南林县逃荒人家落脚地发展起来的小村庄，由此抓住了时代的脉络。到了1951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书，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当时全国各地有1938个互助组和1681名劳模迎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

从山南底村嫁到西沟村的申纪兰18岁，那是1947年。她刚好赶上了这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她和李顺达，都成为与西沟村紧密相连的另一种符号。就像西沟村人自己总结的那样，“先是李顺达的时代，然后是申纪兰的时代”。1983年李顺达逝世后，申纪兰就成了西沟村的“唯一”。

2、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西沟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入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申纪兰不习惯谈论她的家庭，总不自觉地回避生活故事部分，尤其是面对陌生人。但真要说起来，她口中那桩“半自由半包办”的婚姻，其实是人生全新的开始。她童年生活坎坷，父亲宋进水在她出生后不久去世，1934年母亲武全香带着5岁的她改嫁到平顺山南底村。继父申恒泰是一名乡村郎中，她改了名字，随继父姓申，终于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申纪兰的丈夫张海亮是军人，1951年从朝鲜战场归来，又被选派到南京炮兵学院学习。这个一直被遮蔽在申纪兰背后的男人，舍弃了更好的发展机会，留在长治，后来任长治市城建局局长。他和他的家人，从一开始就给了申纪兰最大的空间，从不干涉她的选择。

1952年4月，李顺达作为劳模代表到苏联，开始为期6个月的参观学习。申纪兰也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马顺召都被她动员起来。如今87岁的马顺召老人，颤巍巍地挪着小脚搬着椅子坐到墙边，回忆里最激动的部分，就是当年荒山植树和修大坝的场景。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邨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时任山西省妇联主任黎颖觉得，申纪兰要代表山西农民形象，就拿了一身自己“最宽大的外套”给申纪兰换上。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次大会主题是争取妇女和男人享受平等待遇，争取一个和平的世界，保卫妇女、孩子和家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当时的代表团团长李德全还开玩笑似的夸过，“没想到西沟村来的小姑娘竟然长得这么漂亮”。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多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出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3、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选国家主席，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申纪兰的青春，和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牢牢绑在一起。她的记忆，也更深刻地停留在那些时刻。她记忆深刻的是，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周总理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周总理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说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比如“包产到户”。西沟村的光荣来自合作社、来自集体。虽然起初内心充满疑惑，但申纪兰还是和年轻时一样，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那种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就像西沟接待中心党支部书记郭雪岗所形容的：“她对党的感情，是掏心掏肺的真。”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代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4、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与她熟识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出了个主意，这主任继续当，但只在开会的时候来，开完会就回村劳动，冯东书始终觉得，“劳动才是申纪兰的长处”。冯东书承认自己出的是一个“歪点子”，但“让申纪兰当妇联主任本身就是个歪点子，以歪对歪，就不失为一个好点子”。申纪兰跟人商量之后，也认准了自己的位置，她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

她真的用上了冯东书的办法，以后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当地的人大代表？”“他们说，我们找不到呀，那些代表都是领导，我们找到也见不上。就你最好找，到了西沟，一下就找到了。”申纪兰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遇上不好解决的难事，通过看报纸，看电视，知道我参加了全国、省里的人代会，和中央的、省里的领导在一起，想着找农民代表能说上话。”她也因此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多了新的理解，“人大代表，是一条反映问题的渠道”。

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她相信党的组织程序，也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但绝对不同意以任何方式在材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真冤枉还是告冤状，我不是法官，不能随便判断”。可她愿意发挥渠道的作用，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她的子女，如今一个是河北某军医院的医生，一个是长治市粮食局局长，一个在长治市交通局，“他们都是靠自己”。对于孙子张璞，老人也是一样的标准。张璞大学毕业后在平顺县宣传部工作，每逢有关于申纪兰的重要采访，小伙子就要亲自陪同记者过来，他早就习惯了奶奶的公事公办。“忙完了你就走吧。”不管是在西沟还是在长治，申纪兰都绝对不会拉着孙子一同吃饭，“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可跟申纪兰吃饭，实在没什么便宜可以占，她在西沟村的一日三餐，都是在政府食堂，早晨吃粥和馒头，中午和晚上都是手擀面。一碗面，一碗面汤，跟大家一样。

5、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她想要闲下来，没人会反对。可那一年李顺达逝世，西沟村的包产到户也正式开始。从合作社身份里转换出来的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1996年，上一任的村主任周建红重新把厂子接了回来，转产生产电石。厂子规模扩大了两次，可是这个村办企业的现状还是令人有些忧虑，从去年8月开始，电石厂就停产了，原材料成本上涨和金融危机都是原因。

村里还有一个饮料厂，这是王根考1994年从日本接受果树管理培训后，回来接手的项目，村里出土地，某煤矿老板出资100万元。申纪兰最见不得建设肆意占用农地，因为没有地，农民就没有了根本。按她的要求，厂子建在以前的粮食仓库上，7亩地。饮料厂1997年开始投产，生产核桃露、酸枣汁等绿色饮料。同样是申纪兰的面子，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培训和技术支持，还派了研究员下来实地指导。虽然这饮料用“纪兰”做商标，但没钱大做广告，销路并不理想。因为销量达不到一定数量，2004年，他们的产品全线撤出长治、晋城和太原的超市。当初设计的年产4000吨生产线，如今也就生产600～700吨的产品，“多了卖不掉”。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作为厂长，王根考觉得，办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村里走不出去的那部分人解决就业问题。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申纪兰的时间，也因此被各种“不确定”占据着。我到达西沟村的第一天没能见到申纪兰，因为长治市人大刚好开例会，身为副主任的申纪兰需要出席。她已经连任过好几届副主任，和以前一样，还是“坐会”。除了长治市人大的定期例会，还有太多不确定，“省里、市里有什么事情，需要申主任出席的，一个电话来了，她就得随时走”。但申纪兰几十年来的习惯，“只要晚上赶回西沟，就一定要回来”。

果然，第二天清早6点，电话就打了过来，“申主任可以接受采访了”。郭雪岗接待来访者已经太多次了，“尤其是每年的‘五一’和‘七一’”。除了记者，更多是省内外的机关团队，他们不仅要参观展览馆，还希望请申纪兰讲课，最后再拍照留念。郭雪岗实在有些心疼老人，“你想想，几十个人轮着要跟她拍照，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那样不停地站着”，郭雪岗感叹，“多累啊！”

子女们拗不过她，只好每周末从长治回来看她一次。这也成了孙子张璞少年记忆里的特别时光，“一大家子人，开着一辆借的小公汽过来”。有时候即便一家人来了，申纪兰也只有1小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饭。比起同龄老人，申纪兰虽然算得上还有一副好身板，可随着年事渐高，村里也越来越不放心。6年前，申纪兰74岁的时候，乡政府给她配了新的广本车和专职司机石永斌。石永斌的时间表，也从6年前开始，和申纪兰的不确定绑在了一起，吃住都在西沟乡政府，每周只有一个晚上能抽空回趟平顺县城的家。

6、道德模范

“恪尽职守。是你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人民、尽心尽力、安贫乐道；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将责任心、使命感化作了坚守的动力，为社会的发展奠定牢固的根基——向你们致敬！”

——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对申纪兰的致敬辞

五、家庭生活

申纪兰儿子张江平说，母亲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谁家有了困难，母亲就到谁家去帮助解决；谁家两口子生气吵架，母亲就到那家去调解；谁家在外遇到了难题，母亲就出面疏通。一年四季，母亲在村里总是忙忙碌碌。村民们想外出搞劳务，母亲便出去揽活计；村民们为党参积压发愁，母亲就上河北、到安徽找销路；村民们需要化肥、种子、农药，母亲就去采购，只要是村里人找她办事，她总是尽力而为。

申纪兰在村里除了为集体操心外，还要种地做饭、伺候公公婆婆。

为了照顾好婆婆，申纪兰和婆婆睡在一个炕上。婆婆近80岁时因患青光眼双目失明，10年连床也下不了，全靠她一个人伺候，梳头、洗脸、穿衣、喂饭，甚至端屎、倒尿，她都毫无怨言。早上她给婆婆冲两个鸡蛋，自己却就着咸菜，喝着玉米面糊糊。九十多岁的婆婆，七十多岁的媳妇，这温馨与辛劳，就是这位著名劳模的家庭生活。申纪兰一直伺候到老人93岁去世。

不论是对家人，对乡亲，还是对亲戚朋友，申纪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别看她是个大名人，但谁也看不出她“名”在哪里，因为她和普通农民一样，踏实而勤恳地生活着。端上一碗饭进东家、出西家，和街坊邻居聊天儿，谁家婚丧嫁娶、满月生日，都能找见她的身影。闲下来，最喜欢的是打扑克，只是打着打着，她不知何时就会打盹儿，手中的牌散落地下。

申纪兰的歌唱得特别好听，一曲《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总是引得满场叫好，据说这是在全国人代会期间，歌唱家郭兰英教给她的，所以唱起来特别有郭兰英的味道。其实，唱歌、编歌都是申纪兰的长项。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领导姐妹们劳动中，她就编了好多歌：“西沟妇女呀真是行，赛过宋朝的穆桂英，事事不离场场到，每次战斗是英雄……”（1952年）“走一山又一岭，小花背上去播种。”（《植树歌》）“红彤彤的太阳，蓝盈盈的水，照耀着我们来修田，不分女来不分男，三百亩河滩要修完。”（《修地歌》）

六、金钱观念

家庭生活条件好了，但申纪兰多年养成的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却从未改变。她至今还住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农业学大寨”时建起的排房里。有好多次，张江平向母亲提出翻修房子，村委会也觉得她住的房子太落后了，与她商量多次想重新建一处，但都被申纪兰借故推托了。就是家里的摆设也没有一件现代化的新式家具和高档电器：正墙根是一张旧桌子，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占了半个屋子。床上铺的床单方方正正补了好几块补丁。惟一让儿女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迎面墙上挂满了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的合影，地下连个沙发也没摆，只有两条长长的木板凳。可这板凳却先后被朱镕基、胡锦涛坐过。有人问张江平：“你母亲是正厅级干部，是不是和现在的某些官员一样有钱？”这话让张江平哭笑不得，他回答说：“是的，母亲不算穷。2001年6月，她受全国保护母亲河委员会表彰，李瑞环同志颁发给她奖金两万元，但她回村就捐给村里打了眼机井，让全村群众吃上了自来水；2001年7月1日，她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当时的长治市委书记代表中组部发给她奖金5000元，她又毫不犹豫地把这笔钱交给了村集体。”

这些年来，申纪兰多次外出为村办企业联系业务，坐的是公共汽车，住的是价格低的旅馆，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为了给村里办事，她每年的车费、住宿费少说也要花上几千元，但她从未在村集体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反而把国家每月发给她的生活补贴“赔”进去不少。

三十多年来，她不要厅级干部的工资，原来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拿到300元补贴。

对于金钱，申纪兰的看法是：金钱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用来为集体、为乡亲办事，金钱如命根一般；放在自己手中，则为过眼云烟。所以，乡亲们找她借钱，只要有，她便会慷慨解囊。能还她，就收下；还不起，她也从不要。邻居张根则大爷无儿无女患病住院，申纪兰不仅贴了住院费，张根则去世后，申纪兰又主持　在西沟教育基地里展给他操办了丧事。

七、记录片

《申纪兰》记录了全国劳模、全国唯一的一至十二届人大代表申纪兰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私奉献，带领西沟群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新西沟的动人故事。于2010年2月28日晚在山西卫视播出，每晚两集。

亲历者和见证人出的申纪兰第一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历程。 干净利落的短发，整洁的白衬衣，一双黑布鞋。从外表看，这是一位普通的山西农村妇女；满手老茧，脸上布满皱纹；待人亲切自然，又似是邻家老奶奶一般。就是她，申纪兰，80年的岁月，书写了极不平凡的人生。第一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首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现在的身份是：山西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西沟村金星经济合作社社长。

1952年春，23岁的申纪兰带头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合作社劳动，和男村民开展劳动竞赛。提出了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享有工作权利和报酬。她的建议被采纳，还写进了劳动法。

1953年，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人物，申纪兰到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年，申纪兰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从此之后，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握过她那双粗糙的手。

几十年里，申纪兰和西沟村人一起，肩挑、背扛、砸石头，在石头山上造林25000亩，在干石河滩上筑坝7座、造地900亩，创造了与自然斗争的生产奇迹，也创造了“西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她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带领西沟村干部群众先后建成了铁合金厂、焦化厂等企业，初步形成了建筑建材、冶炼化工、农副产品加工。